文學是一個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歷史時代賦予的意識形態的載體。自從1816年法國在大學課堂開設比較文學教程后，人類才開始自覺地、理性地將本民族文化的表現形式——文學與外民族的文學進行比較，比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從而辨證地、捷徑地吸取前人創造的文化精髓。近兩個世紀以來，隨著機器大生產的高速發展，競爭日益激烈，文明與落后的差距越拉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點暴露無遺。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經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強盛、在競爭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已成當務之急，創造世界性文學已將納入議事日程。為此，作為民族文化精神比較的比較文學如雨后春筍般相繼在各國大學開設和發展壯大起來。
       一、開展比較文學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匯融合，有利于我們對外民族文化去偽存真，他為我用，創造世界性文學
       一個民族的文學總離不開本民族特定歷史時期的意識形態，地域環境，文學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學都有相對穩定的陣地，起初接受外來文化是被動的，不自覺的，緩慢的，這是因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支配著自己。在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漢魏六朝時的佛教傳入，都足以說明中國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統治時的元朝，滿州族統治時的清朝，中原人雖然成了他們的俘虜，但他們卻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虜（漢化）。“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元文類·魯齋遺書》卷七），“習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州舊制”（《清世祖實錄》卷八四），體現了中國文化非同尋常的堅韌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為這一特點，才使國人盲目地處在“舉世皆濁，惟我獨尊”的自我陶醉之中，從而忽視了一統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儒家文化已經走過了輝煌時期，走進了死胡同。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艱難期，漸進期，當列強的堅船利炮打碎了緊閉的國門時，有識之士認為應向西方人學習現代技術，“師夷長技以制夷”，盡管這種出發點是報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國人看來過于委屈，但這卻是思想意識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讓國人睜眼看世界，看到了自身的落后，甲午中日海戰，泱泱大國慘敗在歷來向自己學習的彈丸小國手下，使國人進一步清醒地認識到僅僅有先進的技術是不足以拯救國家的，要富國強兵還必須從制度上變革。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的失敗，使國人再次清醒地認識到我們應當從思想觀念、意識形態、民族精神上變革。在對中國傳統文化深刻反省的過程中，魯迅挖掘出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國民的劣根性；柏楊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醬缸文化”，它很容易讓人變成“醬缸蛆”。二十世紀上半葉翻譯文學的興盛，正是國人大量吸取外來文化有力的例證。新中國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學，除了少量的翻譯蘇聯文學外，又重新邁入了閉關自守的誤區，改革開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譯界才又活躍起來。從二十世紀初到世紀末，不管是作家的創作還是廣大讀者以及國民的思想意識無不受西方文化強勁的沖擊和影響，他們無一不是在吸取外來文化的精髓。魯迅的《狂人日記》受俄國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說的影響，借狂人之口發泄內心的激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國自由詩人惠特曼的影響，在思想上受印度詩人泰戈爾泛神論和德國詩人歌德的影響。王蒙五十年代曾說：“我們這一代是吸蘇聯文學的奶長大的。”就王蒙等人當時的創作來說無不在模仿蘇聯文學，而王蒙新時期的創作《春之聲》、《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識流作家作品的影響，這些淵源關系與其說是中國作家在跟進摹仿外國作家的創作方法，不如說外國作家作品為中國作家提供了觀察審視社會現實人生的新視角，外國作家不但為國人創造了豐富的精神食糧，而且拓展了國人的視野，啟迪了國人的思想。不過，作家也好，讀者也罷，他們生存在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他們在吸取外來文化精髓時不可能完全西化，因為還有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滋養著他們。他們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價值的養料。比較文學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對各民族文化進行客觀的比較，讓作家繼承借鑒有價值的創作手法及創作風格，讓讀者去偽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華。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過程中對生存、生態、環境、發展等方面的認識會逐漸趨于一致，時間一長，作家自然會創作出人類共同關注關心的文學作品，世界文學的大同時代也就不遠了。
       二、開展比較文學有利于增進民族間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間的團結與合作
       在當今經濟一體化與世界多格局的國際環境下，各國民間往來、商品貿易、政治外交日趨頻繁，互助互利的合作不斷加強。但是，團結與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環境、政治制度、歷史淵源的差異，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質，要交往與合作就必須互相了解對方的特質，進而理解包容他們的這種特質，求同存異。只有這樣，才能消除互相間的隔閡，建立互助互利的關系。
        日本大和民族，他們在侵華戰爭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心靈創傷，但是，我們在不忘恥辱的同時，還應該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為人先的開拓進取精神。他們從大化改新、明治維新一步一步躍入世界強國之林。因此，我們不要老停留在痛恨仇視的民族感情上，應找準契機學習他們的民族精神。文學上，日本平安和江戶時期曾大量吸取中國的古典文化，但在二十世紀，日本文學已走在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前面。日本江戶時期的文學——世界上最短的詩歌形式——俳句，與中國的唐詩宋詞在創作上的音韻格律意境有驚人的相似。如被稱為俳圣的詩人松尾芭蕉的《古池》：“古池塘啊/青蛙跳入/水聲響。”這種用動態表現靜態，捕捉瞬間的動作烘托環境的靜謐、幽雅與唐詩相比毫不遜色。平安時期杰出的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其中引用白居易詩歌達一百多處，而白居易的《長恨歌》實際為《源氏物語》奠定了基調。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文學吸取中國古代文化的痕跡，但我們更應該看到196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川端康成在《雪國》、《千鶴》等作品以“卓越的感受和高超的技巧表現了日本人內心的精髓”（頒獎評語），而我國還沒有作家表現出中國人內心的精髓。當然，我們在為先人創下的輝煌文化自豪的同時，也要為今天的落后的現狀而深省。于是，民族感情的愈合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
        俄羅斯民族文學在世界近代史上創造了輝煌的成果，我們一方面從蘇聯文學中窺視了兩次世界大戰給蘇聯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另一方面加深了對他們民族性格的了解。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尚武的民族，是一個情緒化的民族。在《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里描寫的男女曖昧關系，既是人性的真實寫照，又是他們民族性格的體現。他們的性追求、性解放、性自由是長期受封建道德束縛的中國人不可理喻的，我們不能將其放在“淫蕩”、“淫穢”這一層面來理解，不能用我們的道德倫理去苛求嘲笑他們，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理解而去效仿。只有這樣，各民族的隔閡才會在理解中冰釋，友誼才會加強，合作才會愉快，長久。
       三、開展比較文學，可以為文學研究開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學科如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文學理論等學科研究的深入
        比較文學已超過了這門課程本身，而是作為一種方法論運用到其他學科領域，使研究更為深入，成就更為顯著。以前，我國是文學與理論研究大多局限在歷時性的單線條的承襲與發展關系之中，極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學及理論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國文學及理論之間的淵源關系，使我國的文學研究難以取得新的成果。我們的文學批評多是感性的直觀的，缺乏西方文學批評邏輯性、思辨性和理論深度。在這方面晚清著名文學理論家王國維給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大膽運用了康德、黑格爾的思想，采用比較的方法，把《紅樓夢》放在世界文學背景下進行研究，他在研究宋元雜劇時自覺與西方戲劇進行比較，給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學術著作《人間詞話》、《宋元戲劇史》，在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時，更不能孤立地縱向研究，而應將其放在國際大背景下進行橫向的比較研究。解放后，我國二十多年的當代文學，文學作品中的英雄慢慢失去了人性，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大全的神的形象。這并非是中國的首創，而是因為“蘇聯的今天就我們的明天”，受斯大林時代英雄主義，個人崇拜，“金光燦爛”的文學的影響。這樣，就可以避免孤立地進行研究，使研究對象更為深入、客觀。
       總之，開展比較文學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進民族之間的了解、團結與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華，創造世界性文學。
                                                                    （作者單位：貴州省湄潭縣湄江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