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曹慶豐）

一

對水冶的第一印象是1964年我剛到安陽縣一中讀書時，那時班上有幾個來自水冶四中畢業的同學，在馬氏莊園西南角的女生院里也有幾個水冶的女同學，他們無論從穿衣打扮還是說話都比我們這些純農村的學生要優越和自信。有一次我問一個長辮子花布衫的女同學 家是哪的，她臉一仰、嘴角向下一撇說:“俺是街咧。”一下把我給弄蒙了，我又傻乎乎的問：“哪個街咧？前街還是后街？”頓時引起周圍一片姑娘們朗朗的笑聲，后來我才知道，“街咧”是方言， 就是水冶。

“街咧”的同學果然不同凡響，他們不像我們這些純農村學生一樣只知道死讀書，讀死書。除了成績優秀外，他們還有諸多的愛好，比如吹笛子、吹口琴、唱歌。每當課間、下午和晚上，只要一有時間，哪怕就十分鐘，那悠揚的音樂便飄蕩在教室、校園和操場上，其中當然大多是那個年代的革命歌曲。每當此時，因長時間學習而疲勞的心里便會升起一股輕靈的愉悅，再上課時腦子便格外的清醒，記憶力也非常好 。我非常感謝水冶那些多才多藝的同學，是他們讓我這個鄉巴佬知道了青春還有另外一種內容，也是他們讓我們那個時代的青春王國里充滿了快樂、生氣和智慧。

按說蔣村離水冶并不遠，也聽同學說水冶是集市很熱鬧，但那時的學生生活很苦，上課忙于學習根本顧不上去玩，星期天回家去背一周的干糧，窩頭、饅頭和紅薯。紅薯拿多了怕變嗖就拿生的，每人縫一個小布袋兒裝幾塊紅薯，給食堂一分錢讓人家在蒸饃的時候給蒸熟了。每當中午學生食堂的大籠一掀，熱氣騰騰中農村學生便一個個以百米沖刺的速度跑過去認領自己的小布袋兒，有一扇籠是專門給學生熘紅薯的，饑餓是那個年代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

我們本應該是1967年高中畢業的，或考上大學或回家勞動農村的學生沒有第三種選擇。當時有種說法是考大學是穿皮鞋和穿草鞋的風水嶺，我們也滿懷信心努力學習準備迎接來年高考。當時縣一中的升學率高達70%以上，在安陽地區排名第一。校領導計劃到我們這一屆一定要達到80%，我想我應該能穿上皮鞋的。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停課鬧革命，讓我這個理想化成了泡影，也成了我們一代人的終身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