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北京，一名小男孩站在已經被夷為平地的校門口。 王苡萱/CFP

財新網】（記者 趙晗）“教育控人”真的有效嗎？近日，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宋映泉主持的一項長達五年的跟蹤調研顯示：行政當局試圖以關閉打工子弟學校、或迫使非京籍學童回老家就學以控制北京人口的“教育控人”手段，非但難以奏效，還顯著影響流動學童的學業前景和上升渠道，并對其身心發展帶來長遠負面影響。

在10月27日于北大召開的“弱勢群體兒童教育及公共財政投入政策研討會”上，由北大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大學和美國斯坦福大學等機構學者組成的研究團隊，公布了他們的調研結果。

據該研究的長期跟蹤數據顯示，北京市關閉打工子弟學校后，對流動兒童的學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卻無法真正迫使他們離開北京；而這些孩子們的父母，主要也選擇繼續留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

在分析打工子弟學校被迫關停的后續效應時，研究者試圖解答以下三個問題：關閉打工子弟學校，對流動兒童學生繼續學業有什么影響？關閉打工子弟學校，對流動兒童學生選擇就業地點有什么影響？關閉打工子弟學校，對流動兒童的家長離開打工地有什么影響？

2010年9月，該課題組開始在北京市10個區縣的50所打工子弟學校中，選擇當時就讀初中二年級的1867名學生進行基線調研。2011年7月，其中7所學校被關閉，波及調研項目內的學生達370人。此后，在2011年5月、2012年10月、2013年10月和2014年10月，項目組又對同批學生進行四次跟蹤調查。2015年10月則進行了第五次跟蹤調研。

長達5年的跟蹤調研結果顯示，關閉打工子弟學校，將顯著降低流動兒童學生繼續上高中的可能性，包括職業高中和普通高中，尤其又以升入普通高中的可能性減損尤大。

截至2015年，在當初受調查的1867名學生中，只有18.14%的流動兒童還在繼續學業，高一階段的就學比例已不足四成。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只剩6.3%，這其中有60%上的是大專或高等職業學校。

調研分析結果還指出，關閉打工子弟學校，似將導致更多學生選擇留在北京打工和就業，而非返回原籍地。此外，打工子弟學校被關閉后，不論是學生或其家長離開北京的可能性均顯著降低，所致結果與當初行政部門“以教育控人口”的政策意圖相反。

調研發現，超過7成的流動兒童學生不上學之后，仍繼續留在北京，且此一比例似有增加趨勢。2014年，這一數字為69.4%，到了2015年上升為72.93%。2014年的數據表明，一旦孩子的學校被關停后，學童父母雙方繼續留在北京的比例仍有84.13%。因孩子失學選擇離京者并不多見。相對而言，學校未被關閉的流動兒童學生，其父母雙方都離開北京的比例，反而高于學校被關閉學校的學生群體。

為什么學校被關閉之后，失學的流動兒童更有可能留在北京？為什么孩子的學校被關閉之后，父母反倒更多地選擇留在北京，而非離開？

宋映泉告訴財新記者，他揣測，這可能是出于一種“放松心理”─即“既然讀書路徹底斷了，索性踏實留京工作”。另一種原因，則可能是“反抗心理”，即“越趕我走，我越不走”。

“教育控人”制造留守兒童 學者憂心社會代價

在2013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要求被正式提出。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嚴控控制北京人口，成為實現這一國家戰略的核心要素。決策層還訂下了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須控制在2300萬以內的“硬指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7月10日至11日召開的北京市委十一屆七次全會上更強調，北京的人口資源環境矛盾和“大城市病”問題，已經成為“我們不能釋懷的最大焦慮”。

然而，北京過去以各種手段“控人”失效、城市人口規劃目標屢屢失準的教訓，卻屢見不鮮。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段成榮曾撰文指出，北京市控制人口規模的思路始于建國初期，不同時期控制的嚴格程度有所不同，但“指導思想幾乎沒有發生過變化”。

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北京市在各個時期設定的人口控制目標，都在預期時間線以前便遭突破。2005年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歸劃，到2020年北京的總人口應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然而，到2010年11月，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達1961.2萬。目前，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更超過2150萬人。有專家認為，總是脫離實際、不愿面對現實的人口控制目標，和與人口目標相配套的城建規劃“慢半拍”，是加劇北京出行難等“大城市病”的重要因素。

對于北京從2014年起采取的更加嚴厲的“控人政策”，宋映泉并不看好。“恐怕控人達不到效果，反倒制造新的留守兒童。”宋映泉擔心，這樣的政策從長遠看，可能會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宋映泉強調，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父母不在身邊、進城打工的留守兒童群體，比一般兒童更有可能成為少年犯，犯罪率也更高。要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犯罪率高發的問題，就應努力改變進城打工父母長期與子女無法共同生活的現狀。

“如果城市現在不愿意承擔成本，那么我們勢必要在未來付出代價。”宋映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