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讓兒子在京借讀上小學，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曹女士四處“跑證明”，卻因暫住證達不到時限，山東老家出具的無監(jiān)護人證明是信箋紙手寫被指不合格而卡住。無奈之下，鋌而走險買假證結(jié)果被抓。近日，被媒體稱為“假證媽媽”的曹某在法院受審時認罪，不過檢方當庭建議對其判處緩刑。

看到這條新聞，小馬飛刀想起了上世紀30年代紐約的一個法庭審判面包偷竊的故事。

　　1935年，時任紐約市長的拉古迪亞曾在一個位于紐約貧民區(qū)的法庭上，旁聽了一樁面包偷竊案的審理。被控罪犯是一位老婦人，被控罪名為偷竊面包。在訊問到她是否清白或愿意認罪時，老婦人囁嚅地回答：“我需要面包來喂養(yǎng)我那幾個餓著肚子的孫子，要知道，他們已經(jīng)兩天沒吃到任何東西了……”而法官的回答是：“我必須秉公辦事，你可選擇10美元的罰款，或者是10天的拘役。”老太太一臉痛苦和悔過的表情，她面對法官說：“法官大人，我犯了法，愿意接受處罰。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會去偷面包。我愿意拘役10天，可我那幾個小孫子誰來照顧呢？”這時，拉古迪亞從旁聽席間站起身來，脫下帽子，往里面放進10美元，然后面向旁聽席上的其他人說：“現(xiàn)在，請每個人另交出50美分的罰金，這是我們?yōu)槲覀兊睦淠�所付的費用，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面包來喂養(yǎng)孫子的城市與區(qū)域。”法庭上頓時一片肅靜。片刻，所有的旁聽者都默默起立，每個人都認真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長的帽子里，連法官也不例外。

　　小馬飛刀之所以想起這個故事并把它寫下來，只是想告訴大家，法律不能縱容違法者，這一點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法律之上還有人性，有些苦難，絕不可讓犯罪者獨自承擔，而應(yīng)當由我們的政府和全社會分擔。因為一個社會的良性運轉(zhuǎn)，并不僅僅依靠法理，還有賴于情理。就拿這件事來說，如果辦證明不是很困難，如果我們的政策、教育資源能夠充分保證外來務(wù)工人員子女享受教育同城待遇，還需要去犯罪嗎？現(xiàn)在，曹女士的孩子是沒辦法在北京借讀了，擺在這個“祖國的花朵”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上私立學校，但學籍的問題依舊無法解決，將來考高中、上大學更麻煩；還有一條是回到老家，從此社會上又多了一名留守兒童。

　　小馬飛刀以為，在我們正常的想象之外，這個社會還有著太多無依無靠的人們，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有著無差別的尊嚴、溫情和愛，卻是實際上的弱勢者。而觀察一個社會的溫度和可親近感，總是能在弱勢的小人物的命運中看得最真切。這起案子法院如何判決我們將拭目以待，而相關(guān)的制度性反思和改進是否應(yīng)該馬上開始。只有遠離制度性的冷漠，每一個人才會真正擁有體面與尊嚴。

                                                                               （小馬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