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經濟學教授張維迎日前在達沃斯論壇上宣稱，如果所有的學校取消了，中國人的知識水平會大大降低，但道德水平會大大提升。學校是否把中國人的道德搞壞了，姑且放下不表，單從學校亂收費、教師節學生送禮成風、大學教授被稱為“叫獸”等情形看，教育倫理與師德確實呈現嚴重的負面狀態，影響很壞。
      近日有報道說，四川省會東鎮小學教師王劍猛因涉嫌性侵女童被捕，受害學生達20多人。這樣的消息不時傳出，犯罪嫌疑人的結局也有被槍斃的。最令人不解的是，這些色魔往往是累犯、慣犯，被人告發了，教育部門給他換所學校，他得以繼續作惡。也就是說，我們的學校的倫理底線動搖。
      有人會說，教師性侵女童，已經涉嫌犯罪，問題在于警方不作為。自然警方是不作為，但原因首先在于教育部門態度不堅決，把丑聞掩蓋起來了，把處于社會底層的家長的口封起來了。教育部門認為這是一件小事，可以通過教育糾正教師的“過錯”，給他們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如果我們有著明確的倫理底線，不管警方如何處置，學校先開除了再說，就不會再有動輒性侵幾十名學童的事了。
      我們的教育、學校需要自己的職業倫理，這跟法律是兩個不同的范疇。法律是一種外部強制，倫理是一種自我規范，兩者有重疊，但倫理是“我”對“我”的要求。當然，倫理雖然不是法律，但包容法律規范，但道德標準更高，而且可以具有強制性。在美國，政府體系和學校、科研機構等都有自己的倫理守則，有專門的倫理監管機構，如果倫理審查通不過，不管你違不違法，你大概就得另謀出路了。
       中國社會決非不搞道德，學校也不是沒有“道德規范”條文，只是我們的倫理認知與實踐混淆了“美德倫理”與“規范倫理”的界限。現當代倫理學的一個重大轉型，是由提倡傳統美德轉向用倫理規范人的行為。美國人所謂“倫理守則”，就是道德的底線要求，不是提倡你做什么，而是規定什么是你必須做的。而我們的倫理則是“圣人之心”，盡是“高標準、嚴要求”，但提倡而已，根本不具備可操作性。于是有“道德規范”，等于無倫理、無道德。
以2008年版《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為例，共有6條要求，什么“志存高遠”、“嚴慈相濟”、“誨人不倦”、“終身學習”，基本上可以稱為“美德倫理”，不具有可操作性，也就不具有規范的效果。再來看美國《教育職業道德規范》，只列舉了“對學生的責任”、“對本職業的責任”兩大原則，約18條具體要求，比如“不應該無理阻止學生接觸各種不同的觀點”、“不應利用與學生的職業關系謀取私人利益”。沒有高談闊論，只有對一系列行為的抵制與排除。
       師德事關教育大計，而我們師德的最大毛病就是大唱高調，充滿口號，但因為不具可操作性，實際架空了師德的規范性功能。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實際上還沒有成熟的教師職業倫理規范。現代公共生活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培育各類職業倫理，而從可能性上說，它只能是底線要求。面向社會生活的實際，把必須的倫理底線歸納出來未必是件容易的事，但孔子歸納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受到全世界推崇，證明我們不缺這方面的潛力。從美德倫理向規范倫理轉型，現在亟須開步走，這也是一個尋求社會共識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