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軍

         南陽作家群在各個體裁領域皆取得豐碩的成果，小說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周大新、二月河、喬典運、田中禾、行者等，詩歌方面有汗漫、一地雪、張永偉、魔頭貝貝等，散文方面有周同賓、廖華歌、祖克慰等，評論方面有何弘、梁鴻等,影視方面則有柳建偉等。世紀之交，部分專家學者就南陽作家群創作現象召開了研討會，在地域文化、歷史傳統、作家主體三個層面，透視南陽作家群的成因及寫作走向。

來自南陽社旗縣的楊維永即為南陽作家群的一員。其創作歷程，凸顯底層寫作者執著、堅韌的寫作信念，以及緩緩向上攀登的曲線。《尚書》以“清明在窮,志氣如神”八個字描述上古時期走向文化自覺的個體所恪守的價值取向，之后的《詩經》加以轉述。這八個字實際上闡發的是一種人本的態度，即熱情和對熱情的堅持，意思是內心的信念若一以貫之，將會走向一種顯明。楊維永的人生曲線經歷過三個重要的節點，第一個節點為身份上的突圍，中學畢業后落榜的他經歷過四清運動、文革、包產到戶前極度的物質貧困，作為從事過各種體力勞動的青年農民，他通過自學、函授、學習班形式，成長為費孝通式的鄉村知識分子，并在自身努力的情況下，進入城市，吃上了商品糧，由臨時工轉換為擁有正式城鎮戶口的工作人員，進而完成了身份的轉換。第二個節點為公共文化事業的付出，從縣志辦秘書到主任，再到文化局，因地方志編纂及地方傳奇故事的整理工作獲得國家社科獎。如同笨牛拉車，一步步向著文化事業的高地前行。在人浮于事,投機主義盛行的文化環境中，其老黃牛般耕耘精神，以及農民本色的立身處世方式，所劃出的恰是“愚笨者”之成功之道。第三個節點為其對文學的一往情深，過知天命之年，一片癡心不改，且更上一層樓。愛因斯坦曾指出，熱愛是最好的老師，這句話放在楊維永身上恰到好處。在《人間詞話》里，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將真性情的培育作為境界生成的必然前提，所謂真性情，按照他的解說，乃赤子之心的存留。以此為基準，他對李煜和晏幾道等人的詞作，給以極高的贊譽。后世讀者，可從這位大理論家身上，體察到古典詩學的一個傾向性，即強調為文者對道的體認，觀文必察人，必點檢主體人格的文化建構。文學的疆域內，赤子之心對應的是寫作者內在熱愛的純度，它會在時間跨度和空間廣度兩個層面上展開。就跨度來說，正所謂日久見人心是也；就空間因素來說，即由己而及人，通過文學實現“為人生”的抱負,以及介入現實關注蒼生的情懷。

楊維永的創作以短篇小說為主，兼及評論、散文等體裁。從其創作履歷來看，中間二十年的公共文化事業的愛崗敬業，制約了其小說創作上的數量積累，無疑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但并非不可彌補。精神承繼關系上，其小說創作與已故的短篇小說名家喬典運一脈相承，與周大新之盆地敘事，行者的先鋒敘事，田中禾的啟蒙敘事等，有所區別。長期扎根鄉土的經歷，使得其對鄉土世界的人倫關系、人物命運、其他現實種種，擁有非同一般的熟悉度。喬典運的短篇小說，在精神氣息上具備兩個突出的地方，其一為恪守為人生的藝術理念，其二為批判國民性的主題開掘。與之近似，楊維永的小說寫作，在主題發掘和價值取向上也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介入現實的寫作立場以及批判鄉土世界愚昧、封閉、落后的主題發掘。馬爾克斯曾言：“真實永遠是文學的最佳模式”。中原小說寫作，通常將小說的真實性、歷史化奉為圭臬。楊維永的小說創作素材，基本取自其自身的經歷。如短篇代表作品《油坊挽歌》《瘋子》《一袋棉花》《婚孽》《玲的婚事》,從故事發生的具體環境來看，大多來自50-80年代的農村大集體生活的記憶，偶有涉及民國及晚近的鄉村現實，也僅僅承擔情節的鋪墊功能。這些素材涉及到家長制下的男女婚戀問題，人倫關系中的利害算計，畸形的情欲關系等，人物及其行為往往隸屬于鄉土文化中處于邊緣的區域，與傳統禮俗以及現代文明的理性法則構成對立或者挑戰關系。《油坊挽歌》(《莽原》12年2期)中劉堂黃做人并不堂皇，他與其父親劉大炮一道扮演了“老賴”的角色。因眼紅王致富的油坊生意，父子倆上演了死纏爛打的好戲，風燭殘年的劉大炮鬧到縣法院，遇挫后當場氣絕身亡，兩家之間的“梁子”愈發趨于死結，劉堂黃對王致富家接連下起了黑手，先是用利刃刺斷王家母牛的腳后筋，后縱火麥秸垛，砸爛油坊機器，一番折騰下來，王致富最終服軟，屈服于鄉村惡人的淫威，由精明能干的農人，回到老實巴交的莊稼漢行列中。小說揭示了存在于中國式農民身上的另一面，即攻擊性、破壞性、占有欲。這種從惡的心理有著深遠的心理淵源，歷史上均貧富口號具有極大的殺傷性，強化了底層人們身上的仇富心理以及盲動性，每逢亂世或者末世，這種戾氣就會集中爆發，對于社會秩序及文明積累具備了強大的殺傷力。而作為人物生存背景的農業大集體生活，無疑強化了底層百姓觀念里的均貧富思維，這也是小說中王、劉兩家悲劇的深層原因。倉廩實而知禮節,一旦遭遇物質上的匱乏期,諸多反禮節的行為則密布于鄉村的人倫關系之中。有過貧困鄉村生活經驗的讀者，對于這種嫉妒心理和算計行為，應該不會感到陌生。《一袋棉花》(《草原》06年5期)，年青時期的秀云和劉勝本兩廂情愿，情投意合，兩人的緣分卻因為秀云母親治病缺錢，而被其父親生生拆散，家庭的利欲關系超越于子女的婚姻之上，秀云作為一個交換品嫁給了王二呆。事情還不算完，婚后的秀云認同了家長的安排，為了謀劃自己兒子的婚事，竟然算計著與劉勝的重新“結合”，這里并非兩人的舊情復燃，而是出于家庭厲害關系的肉體交換。子承父業，到了秀云這里，卻是一種病態的形式。費孝通先生曾以差序格局總括傳統的鄉村社會，在他看來，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網絡。這網絡的每一個結附著一種道德要素，因此，傳統的道德里找不出一個籠統性的道德觀念來，所有的價值標準無法超脫于差序的人倫而存在。所以，在這種極富伸縮性的網絡里，隨時隨地是有一個“己”作中心的。但這并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即一切價值是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當私欲越過邊界，禮法之治無法約束之際，自然會泛濫為惡。《瘋子》(《青年文學》09年1期)則講述了集體主義生活的強制性掏空了一個人的思維的故事，做生產隊會計的小張因賬目上出錯兩毛錢而被正在鋪開的四清運動抓住了小辮，從此膽戰心驚如履薄冰，逐漸演化為管理村民小組財務上的過度潔癖習慣。改革開放后，小張成了老張，自己的會計角色也被更換，更換者利用政策的漏洞，大肆貪贓，老張于是走上了上訪之路，并以幾十年前的賬本作為邏輯主導，訴求于信訪系統，遭到否定后行為也變得失常，成為路人眼中的“瘋子”。老張的悲劇在于個體的軟弱，在強有力的集體主義面前，思維由僵化步入固化的狀態，成為“化石”般的人物。

          婚戀關系的審視是楊維永小說的另一個重點主題。錢中文認為，中國是一個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現象并存的社會。中原厚土作為農耕方式持久性存留的典范代表，這一區域文化下前現代性的遺留特別突出。而故事發生地——南陽盆地，因其自身的封閉性，自然會強化這種前現代性。表現在婚戀關系上，則為某些陋習的習慣性存在。《難忘的那聲“姨夫”》中瑞姨為了滿足家中長輩換親的要求，不得已和“二叔”分手，婚后再相見，悲痛欲絕。香火承續和重男輕女的思想，乃傳統鄉土文化的病根，這一病根依然固守于人的觀念之中，讓人哀嘆。《玲的婚事》(《江海文藝)07年1期)中家長制下的包辦婚姻摧毀了玲美麗的青春，面對婚約關系的變動，最后以個人的身死以示絕望之悲。《采訪紀實》中困頓的現實和情欲的張力，使得狗剩和二蛋這兩位共患難的兄弟竟然訂下了“共妻”的契約，作為二蛋的媳婦，翠花居然半推半就地應承下來，成為這出荒誕戲劇的共謀。除了換親、共妻這些前現代遺留下來的丑陋習俗之外，楊維永的諸多短篇，不經意間就帶出了婚內家暴的直接性和普遍性。總之，男權意識,家長制,以及惡俗，成為其短篇小說社會批判的一個重要內容。

          南陽盆地,南鄰桐柏山北靠伏牛山，這里為楚、漢文化的交匯處，歷史的因襲，造就這一方區域獨特的地域文化。文學作為文化的深度載體，在呈現地域文化方面首當其沖。比如方言，比如民俗，比如飲食生活習慣及思維方式，等等，在周大新、行者、秦俊的小說中皆有著全方位地凸顯。至于楊維永的小說創作，受制于作家主體的語言自覺程度，以及觀照能力，地域性文化之體現并不鮮明。除了部分人物對話之外，主要著力點尚在于盆地文化封閉性、內循環性的開掘方面。民俗也好，民情也好，恰是文學差異性經驗的重要支撐。最近，謝友順在《重新認識鄉土資源》的文章中闡發了類似的道理，即城市生活的同質性決定了小說寫作的難度，這也導致了工業化、城市化深入的今天，都市題材小說依然偏弱的情況。而鄉土經驗的差異性，決定了文本空間的異質性的存在，在審美上，也符合布萊希特所提出的間離理論。也因此，鄉土小說依然大有作為，但若想取得立體性和深度,取決于作家的思維穿透能力和觀照能力。地域文化之于鄉土小說,如人身體上的衣服，穿上去，妥帖恰當，融為一體，脫下來，又能夠獨立成件。在此期待楊維永以后的小說寫作，能夠在語言自覺的基礎上，深入地方民情、民俗的內容，讓人物的語言和行動在地域文化的張力場中真正活泛開來。

          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曾指出：“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入和出涉及到寫作主體寫作能力和思想能力的整合問題。喬典運的短篇小說之所以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就在于其小說入之深，而又擁有了更寬闊的歷史視野來觀照“當下”，所以，他的小說在精神主題的開挖方面由批判走向了啟蒙。對于楊維永的短篇創作而言，入之深層面，并不存在問題，關鍵是“出”的因素尚有缺失，這也導致了其小說在精神主題的開挖方面僅僅停留于批判和審視層面。閱讀其小說,常常有這么一個感受，即小說到故事而止。講故事的能力是小說家的基礎能力，當然,講好一個故事也相當不易，需要細節的勾勒、場景的鋪陳、氛圍的烘托、知識考古學的體系性，以及語言的生動、準確與簡潔。故事之外，尚有更縱深的空間等待寫作主體去探尋，這一空間涵蓋了歷史走向的把握、時代心理的審視、人性的多重維度等等。

          鄉土寫作，最終要落定到現代性的層面，即現代性的訴求或者展開。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現代性就是一種以全球化為本質的社會生活或者組織制度模式。在傳統題材的新開掘之外，新世紀鄉土小說拓展的最新題材領域是“農民進城”和“鄉土生態”，前者將敘事視域與敘事空間向城市拓展，后者則向荒野展開，二者都是中國鄉土小說與中國社會現代轉型尤其是鄉土社會現代轉型交互作用的結果，是中國鄉土小說自身轉型中出現的重要現象。如何及時地介入當下底層農民生活方式、思維觀念、人倫規則的變異性,是擺在每個鄉土小說作者面前需要解決的問題。

          作者簡介:劉軍,1973-，在讀博士,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民刊《向度》副主編,主持新散文觀察論壇及大型文學類微信公眾號人文向度。有評論刊于文藝報、文學報、中國藝術報、中華讀書報、讀書、小說評論、揚子江評論、文藝評論、創作與評論、隨筆等報刊,出版專著《多元敘事與中原寫作》。